音乐学系

Musi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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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研究中的学科交互作用——方建军教授谈音乐学研究方法与理念(“音乐学研究方法与治学理念”系列讲座之八)

发布日期:2015-01-29 16:32:00 更新日期:2023-10-31 18:19:31

  

  

 

  撰稿:马国伟(beat365官方网站音乐学系博士二年级学生)

  摄影:牛蕊(beat365官方网站音乐学系博士二年级学生)

  讲座日期:2014年11月5日

   

  2014年11月5日14:00,beat365官方网站综合楼323教室迎来了“音乐学研究方法与治学理念”第8期。这次的讲座主讲人为现任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系主任方建军老师。

 

  方建军老师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者、音乐考古学家之一。198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音乐史学家、音乐考古学家李纯一研究员,成为中国第一名毕业于音乐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师从曹本冶教授。方建军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音乐史、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共出版论著9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他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注重考古学方法的吸收和借鉴,同时也在民族音乐学研究和音乐考古研究中有意借鉴多学科的方法来探讨音乐文化,其论著《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即是此心得体现。

   

  

   

讲座中的方建军老师

   

  本次题为“音乐学研究中的学科交互作用——以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为例”的讲座,是方建军老师以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多年的研究经验来谈双学科研究的交互问题。首先,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背景,然后谈到了国内和国外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渊源和关系。

 

  国内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是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80年代,黄翔鹏先生认为考古学可以在民族音乐形态学中发挥作用,这个看法赵宋光先生也曾提出。后来,李纯一先生也提出音乐考古学研究要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包括一些国外学者也都有相似的看法。现今,国内高校如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厦门大学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设置,说明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渊源。藉此,方建军老师又对学科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戴尔·奥尔森(Dale Olsen)教授首先提出“The Ethnomusicology of Archaeology”的学科概念,其研究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和材料来研究南美的乐器;继而,英国剑桥学者安·巴克利(Ann Buckley)明确提出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学科的联系,方建军老师先后在学科名称、学科结构、研究对象、学科特点等方面对两学科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两个学科在音乐文化、历史研究以及乐器学研究等方面作了比较,最后分别以例证来说明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帮助和音乐民族志对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借鉴意义。

 

  从学科名称上看,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出现较早,使用也较为广泛。由于考古学学科的影响,在音乐学领域逐渐产生了音乐考古学Archaeomusicology,后music archaeology逐渐多用,甚至发展到Ethnoarchaeomusicology,说明国外在两个学科间的影响和融合。在学科结构方面,方建军老师从中西两学科的类似情况进行梳理,谈到柏林学派以及中国的金石学、古器物学等,最后提出中西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同源非同步”。由于两个学科的渊源以及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合,都是以乐器、图像、乐谱、铭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个具体的研究中通常会考虑两个学科的特点而借鉴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所差别。1987年,赖斯发表《重建模式》一文,其中强调了对民族音乐的历史建构。当然,作为民族音乐的主要研究对象,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音乐考古学现在开始重视“逆向考察”。两个学科由于研究针对性不同,学科又呈现出远近差异的特点,音乐考古学“厚古薄今”,而民族音乐学“厚今薄古”。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民族音乐学,不仅要对研究对象本身做周详的了解,并且要关注研究对象的相关环境或音乐语境(context)。他认为,音乐考古学也不应该只关注乐器以及对乐器的测量、测音等方面。

 

  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发展近百年,其学科方法已相当成熟,对音乐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在地域研究上也受到很多学者的启发,如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以及苗晶、乔建中先生对民歌色彩区的看法等。民族音乐学更为关注音乐文化研究,从梅里亚姆(Alan Merriam)、恩克蒂亚(Kwabena Nketia)、胡德(Mantle Hood)、布莱金(John Blacking)等学者的研究中,民族音乐学发展逐渐从“在文化中研究音乐”转为“作为文化研究的音乐”。在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他认为赖斯(Timothy Rice)和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研究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讲座最后,方建军老师从乐器概念、乐器分类等方面梳理了乐器学研究,引用卡塔米、胡德、戴维以及国内学者张光直、俞伟超、曹本冶等学者的研究分析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借鉴意义,同时又引用希克曼、奥尔森等人的研究来强调民族志的研究价值。特别举了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簧和甘肃居延、广西罗泊湾出土的笛子,来具体地探讨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的互证作用,同时也强调在两者交互研究中要谨慎。

 

  方建军老师在讲座中系统地分析了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交互作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研究心得与看法。他认为,两个学科在研究材料、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都可以相互依傍、相互利用。音乐考古学观察、观测、模拟、实验等方法是民族音乐学现在所没有的,而民族音乐学对当下活态的考量以及对音乐语境的研究也是音乐考古学应该关注的。两个学科交互融合,各取所长,实现朝向综合研究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且在研究中要广泛吸纳专家的成果。

 

  通过方建军老师的讲座,同学们对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在学科渊源、学科概念、学科方法、学科特征以及具体应用等方面都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实际研究中也更明白两学科的价值所在。实际上,音乐学研究发展至今,已经不只是单学科研究模式了,许多研究内容不仅需要多角度研究方法,甚至需要多维度的学科交叉,方建军老师的讲座值得我们深思。

   

  

   

  讲座后方建军老师与师生合影